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4期
内容提要
作为全球最大的年度性跨国人口流动，伊斯兰朝觐对沙特的影响极其深远。在沙特朝觐经济形成的过程中，除了宗教的驱动作用外，从殖民时期开始施加影响的外部力量和沙特内部的政府导向也对朝觐经济的缘起与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朝觐经济是沙特经济转型的重要组织部分，在沙特迈向后石油经济时代的进程中更具战略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沙特的朝觐经济并非孤立的经济模式和路径，所有拥有一定数量穆斯林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朝觐经济圈的组成部分。因此，如何用量化指标来梳理沙特的朝觐经济是一个难题，这需要历史地看待朝觐经济的构成及其演变。
关键词
沙特；朝觐经济；宗教与国际关系；经济转型
作者简介
钮松，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璇，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2016级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中的伊斯兰朝觐研究”（13CZJ017）、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中的大国协调研究”（16JJDGJW012）、教育部国际司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上外欧盟研究中心的资助。
正文
图片来源：AP
作为全球最大的年度性跨国人口流动，伊斯兰朝觐对于沙特阿拉伯（下文简称沙特）的影响极其深远。朝觐经济作为沙特立国之初最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对该国的成功立足与壮大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西方经济“大萧条”中遭遇重创的朝觐经济客观上推动了石油经济的发展。然而，与有限的油气资源相比，作为伊斯兰教“五功”之一的朝觐具有宗教上的恒定性。随着经济全球化、伊斯兰教的全球传播、穆斯林向伊斯兰世界以外地区的流动、全球穆斯林人口的急速增长以及全球交通互联互通的飞速发展，前往麦加朝觐的人数激增，朝觐经济愈发成为沙特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沙特迈向后石油经济时代进程中更具战略意义。
一、沙特朝觐经济的缘起与形成
从沙特的历史进程来看，朝觐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从1924年伊本·沙特攻占麦加到1929～1933年“大萧条”波及沙特，朝觐经济是沙特立国之初最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使该国成功立足与发展壮大，进而催生了沙特的石油经济。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1945年间，朝觐经济曾两度遭受重创，同时伴生的是石油经济的迅速勃兴；从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朝觐经济已经逐步让位于石油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尤其是2016年沙特《2030年愿景》的发布，为沙特迈向后石油经济时代的朝觐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在沙特朝觐经济形成的过程中，除宗教的驱动作用外，从殖民时期开始施加影响的外部力量和沙特内部的政府导向也对朝觐经济的缘起与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宗教动因：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
伊斯兰朝觐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跨国宗教运动，也是在世界性宗教中唯一被最基本的宗教经典明确列为宗教功修的活动。《古兰经》的《黄牛章》、《仪姆兰的家属章》、《筵席章》和《忏悔章》等章节中多次提到朝觐问题，而最为集中的则是《朝觐章》。这些章节的经文对朝觐的时间、地点、仪式、禁忌、食物、献祭等作出了详细规定。从伊斯兰信仰的角度来看，朝觐活动是真主通过穆圣而降世的《古兰经》中的明确启示，即朝觐是真主意志的体现，任何真正的穆斯林都不可否认此项宗教功修的存在，朝觐是真主对穆斯林的一种制度安排。
《古兰经》与“圣训”共同构成了伊斯兰教朝觐基本制度的合法性文件，《古兰经》是朝觐基本制度不可修正的永恒保障。真主是朝觐基本制度的设计者，穆斯林是实践者；真主为穆斯林设计的朝觐制度具有正式性和单向性的特点，即朝觐制度的规范传递是真主向穆斯林的单向传递过程，而不可能有逆向的修正过程，穆斯林只有遵守朝觐制度的义务而无修改或废除该制度的权力。虽然朝觐作为伊斯兰教的一项基本制度而存在，但具体的朝觐组织、圣地保护等活动需要拥有圣地的国家和政权以及其他国家的合作才能完成，因为国家控制的边界限制了穆斯林向麦加的自由流动，穆斯林接受所在国在政治上的管理。因此，具体的朝觐管理最初并不存在，管理圣地的当局和穆斯林所在的国家政府共同构成朝觐管理制度的设计者。
自第三沙特王国成立至今，作为伊斯兰教圣地的麦加一直处于沙特王室与政府的有效治理之下。1924年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制度后，沙特因其独特地位而自封为“伊斯兰世界盟主”，从而在朝觐管理制度中处于核心位置。沙特不仅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置了朝觐部，而且还对麦加禁寺、克尔白等处斥巨资予以修缮，制定了针对本国穆斯林、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和非伊斯兰国家穆斯林的不同朝觐政策，其核心是本国穆斯林要将机会多留给外国穆斯林。如从1999年开始，沙特穆斯林只允许五年朝觐一次；而对于伊斯兰国家穆斯林的朝觐，则实行名额分配；对于非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原则上没有名额限制。沙特对于不同国家穆斯林的区分契合了其在全世界不同国家中所处的地位。
（二）国内动因：沙特的政府导向
伊本·沙特国王在将希贾兹地区纳入王国版图之前，其统治区域主要是纳季德地区。纳季德地区主要是游牧部落，其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低下。为促进纳季德王国的生存、实现统一阿拉伯半岛并最终摆脱英国控制的夙愿，伊本·沙特国王采取了将游牧经济转型为定居经济的战略。此时的沙特王室与政府主要的收入更多来自1915年12月26日英国与其签订的《达林条约》（Treaty of Darin），英国为伊本·沙特提供每月5,000英镑的补助金。尽管英国通过该条约使纳季德成为其事实上的保护国，但纳季德方面仍然不对希贾兹的未来做出承诺。坐拥麦加与麦地那两大伊斯兰教圣地的希贾兹王国对于伊本·沙特而言具有宗教、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为了消灭希贾兹王国，伊本·沙特通过利诱与强制的双重手段将游牧民纳入农业军垦组织“伊赫万”，利用与瓦哈比派的结盟，通过伊斯兰教瓦哈比思想来推进超越血缘关系的部落以构建现代国家的雏形，并利用宗教人士发布的法特瓦（教法判令）来为定居农业生产等赋予宗教合法性。自此，以“伊赫万”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结构和经济方式在纳季德建立起来，并利用英国的经济和武器支援，伊本·沙特于1924年10月攻克麦加，并最终于1925年12月攻下希贾兹的最后一个据点。1926年1月，伊本·沙特正式宣布合并希贾兹地区。
与纳季德不同的是，希贾兹地区濒临红海，沿海城市吉达自古便是海上商道的重要港口，尤其是麦加与麦地那更是因朝觐而地位显赫，麦加与麦地那在经济上高度依赖朝觐经济，吉达作为朝觐者的港口中转站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麦加的宗教价值以外，伊本·沙特更是意识到朝觐经济对于王国的生存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此前纳季德空虚的国库还要为大力推进“伊赫万”买单，财政上早已捉襟见肘。但直到1926年1月伊本·沙特正式将纳季德与希贾兹合并以后，朝觐经济的相关事务才真正提上议事日程。为了打破英国的“保护”与限制，伊本·沙特国王针对其他西方国家展开强力的外交攻势。1926年3月，以希贾兹地区政府领导人费萨尔王子为首的第一个访问团出访英国、法国、荷兰与意大利。1926年9月，费萨尔王子为首的第二个访问团展开针对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与埃及的系列外交活动，旨在谋求大国承认沙特合并希贾兹以及修订《达林条约》，而出访荷兰的外交任务又与朝觐事务紧密相关。
自1924年10月攻下麦加以后，瓦哈比派便开始改造朝觐政策。瓦哈比派遵从严格的伊斯兰教义，捣毁圣墓与圣址，限制城区的宗教教育，要求麦加的宗教学校只能教授《古兰经》与“圣训”的内容，导致大量马来与爪哇学生被迫放弃学业并返回家园。伊本·沙特还在麦加举行的世界穆斯林大会上禁止讨论宗教，理由是“大部分穆斯林生活在殖民统治之下，增加了圣城被基督教国家藉由其穆斯林议题之影响力来控制的风险，惟有他拥有统治圣城的权力与责任，因为他已经由主命将其征服”。1926年，伊本·沙特在彻底合并希贾兹后，在对当年的朝觐极为重视的同时也充满忧虑。伊本·沙特禁止纳季德人参加1926年的朝觐，“准确地说，是因为他害怕他的瓦哈比追随者与对该信仰持相反解释的朝觐者之间产生冲突”，但沙特与埃及之间的“迈哈米勒（Mahmal）”事件还是造成了“伊赫万”与埃及朝觐团之间的冲突，该事件造成30人死亡以及两国关系恶化长达十年之久，被称为“伊斯兰之间的冲突（clash of Islams）”。此后，“迈哈米勒”被废除。在吸取1926年朝觐的教训后，沙特在1927年的朝觐中收敛了瓦哈比派的激进政策，伊本·沙特公开承诺：“允许来自不同地方及信仰的穆斯林按照他们自己的特殊仪式来完成朝觐。”此后，一直到“大萧条”到来之前，沙特的朝觐经济发展顺利。
自1930年起，因接连遭遇“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创，朝觐经济一蹶不振，加之失去了英国的大量资助，沙特陷入了经济困境。自此，伊本·沙特国王开始将视线投向现代工业经济领域，这无意间为沙特的经济转型和国家发展打开了石油大门。1935年沙特开始石油勘探，1938年沙特第一口油井终于喷出原油，达曼逐步发展为石油中心。1939年，沙特建成油港并很快驶出了第一艘油轮。1939年上半年，沙特石油开采与出口取得重大突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初现曙光的沙特石油产业蒙上了阴影，不但朝觐陷入瘫痪，石油运输也陷入困境，沙特政府再度陷入财政危机。直到1940年，沙特仍然处于全世界欠发达国家中最穷国行列，其经济主要依赖于放牧、骆驼饲养、种植谷物、渔业以及出口羊、兽皮和椰枣。此外，沙特的朝觐收益粗略估计为人均20美元。但这一时期，无论是朝觐经济还是石油经济都无法发挥改善沙特经济的作用。
二战的结束为沙特石油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契机，美国和沙特在二战期间建立的盟友关系更是为沙特的石油经济保驾护航，阿美石油公司成为美国在沙特的“飞地”。战后西欧的重建极大地刺激了对石油的需求，沙特等产油国的石油经济开始恢复并迅速发展起来。正因为得益于战后沙特石油经济的蓬勃发展，沙特政府在1952年得以全部废除朝觐税，标志着沙特的朝觐经济形式开始出现巨大变化，朝觐经济逐步让位于石油经济。尽管从此沙特被视为石油王国，但这一时期沙特石油经济的红利主要被美国攫取。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后，局面才出现根本性扭转。此外，二战结束以后，伊斯兰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兴起，西方大国对朝觐的操控与绝对影响不再。在此背景下，沙特通过加强有关朝觐的国际制度与国际机制建设，以促进朝觐经济的迅猛发展。但此时石油经济已经成为沙特经济的唯一支柱，这种石油“一枝独大”的地位导致的畸形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出口型经济从长期来看并不具有可持续性，进而使沙特经济的前景充满隐患。
（三）外部因素：殖民国家的推动
20世纪初，伊斯兰世界大部分地区处于西方大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朝觐经济事实上与西方紧密相关。费萨尔王子出访荷兰以扩展朝觐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活动，正是源于荷兰与英法殖民大国不同，其朝觐政策较为宽松。荷属东印度是荷兰在东方的利益所在，每年都有大量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麦加甚至拥有荷属东印度侨民社区。荷兰实行对朝觐的积极引导而非打压或禁止，通过建立殖民政府主导的朝觐制度来掌控朝觐活动，提供善意、有效的朝觐组织与服务来赢得殖民地民众的好感，并最大限度减少麦加“爪哇聚居区”对荷属东印度朝觐者可能开展的反殖民主义煽动。荷兰东方学家和殖民地官员克里斯蒂安·史努克·许尔赫洛涅（Christiaan Snouck Hurgronje）在影响荷兰的朝觐政策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其鼓动下，荷兰第一个在吉达设立了朝觐局。荷兰的朝觐政策此后也影响了其他西方殖民大国。
正是在荷兰对朝觐予以高度关注的背景下，费萨尔王子的到访很快促成了两国之间设立银行事宜。1926年，荷兰贸易协会（Netherlands Trading Society）吉达分支正式成立，日后更名为沙特荷兰银行（Saudi Hollandi Bank），这也是当时沙特境内唯一的一家银行。为更好应对朝觐过程中出现的卫生安全问题，沙特荷兰银行当年便资助了吉达第一家细菌实验室。1927年5月，英国与沙特缔结《吉达条约》，英国承认伊本·沙特统治的纳季德、希贾兹及其他属地的完全独立，《林达条约》被废除，这为朝觐经济开启了更为有利的政治环境。此后，沙特荷兰银行在1927年7月的朝觐中表现良好，当年就为抵达吉达港的朝觐者中的5.2万人提供了服务，该银行随后还承担了沙特中央银行的各种职能，它于1928年帮助沙特政府首次发行独立的里亚尔银币。1929年3月，该银行在麦加注册并于1931年在麦加开设第一家分支机构。沙特与荷兰在银行业领域的紧密合作可以被视为沙特亟需通过发展朝觐业来增加国家财富，并由此拉动其他产业和促进国家的整体发展。例如，伊本·沙特利用朝觐的机会引入汽车来运送朝觐者，成为沙特现代汽车产业及交通业的开端，而汽车产业又与沙特的资本市场息息相关，“沙特资本市场的起源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第一家沙特股份公司‘阿拉伯汽车公司’的成立”。在此之前的1930年，沙特荷兰银行还为福特汽车的进口提供资金。
印度与波斯的什叶派强力抵制瓦哈比派控制下的麦加朝觐，其他地区的朝觐者多处在英国与荷兰的统治下，荷兰主要是荷属东印度，英国则涉及印度、马来、非洲等诸多地区。因此，英帝国朝觐者的数量与沙特的朝觐经济息息相关。沙特吞并希贾兹、改造朝觐的系列举措促使英国更为关切帝国境内的穆斯林问题，而一些英国驻沙特的穆斯林外交官在缓和英沙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沙特朝觐经济的良性发展。英国政府对于麦加与麦地那的信息掌握主要来自吉达领事馆的穆斯林雇员。印度政府官员哈里·菲尔比（Harry St. John Philby）认为，“伊本·沙特应接受英国的友谊、武器与金钱，因为伊本·沙特坚信瓦哈比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应有和平，后者是‘有经人’（Ahl al-kitab），而且比‘背道的’（backsliding）穆斯林居于更高的地位”。英帝国穆斯林官员对于推进英沙关系发挥了关键作用。沙特与英国之间在经济上联系紧密，沙特货币也与英镑挂钩，高度依赖英帝国朝觐者的沙特朝觐经济也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圈中的组成部分。因此，当“大萧条”开始蔓延至英帝国的时候，沙特也难以独善其身。
伊斯兰教虽然将朝觐列为穆斯林“五功”之一，但对于朝觐者的个人条件有着严格要求，其中就包括经济条件的要求，强调不允许举债朝觐。西方“大萧条”时期，与英镑捆绑的沙特货币也遭遇了通货膨胀，沙特政府因此债台高筑。伊本·沙特甚至对其顾问菲尔比说：“如果现在有人打算给我100万英镑的话，他将会得到在我的国家所希望的任意特许权。”为维护国家的正常运转与生存，伊本·沙特希望尽快找到财源，以摆脱因朝觐经济严重萎缩带来的经济困境。除加强政权建设外，伊本·沙特开始将视线转移到了石油产业。193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和英国伊拉克石油公司均前往沙特展开谈判。伊本·沙特在英美之间最终选择了美国，美国的贷款与其非殖民国家身份成为关键因素。1933年5月，沙美正式签订了石油租让权协定，沙特荷兰银行收到首笔石油资金。朝觐经济态势的转好、美国的赠款与租让金等让沙特逐步从低迷状态中恢复了元气，在沙特真正获得巨额石油收益之前，朝觐经济在这一时期再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56年10月，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英法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加剧，沙特迫使英国关闭了驻吉达的大使馆。在此情况下，尼日利亚朝觐团在英国使馆人员离开吉达之前，便为1957年的朝觐寻求巴基斯坦使馆的帮助。“尽管穆斯林在19世纪以来的英国朝觐管理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巴基斯坦人在英国官员完全缺席的英国使馆中指导尼日利亚人的场景，是一个强有力的镜像”，“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一个关于英国与朝觐相关权力之局限性的恰如其分的最后例证”，“1956年事件预示着英国的穆斯林帝国的解体”。实际上，统治有大量穆斯林的英法荷等殖民帝国的崩塌在二战期间便已开始，而1956年以后则更加明晰化。朝觐面临的国际形势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二、沙特朝觐经济的发展与影响
（一）沙特政府的朝觐管理机制
1932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后，伊本·沙特国王对在朝觐途中横行的劫匪进行了专门的打击，并发布各种文告，在全国所有地区建立了强有力的国家机构。二战结束后，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战争与冲突不断，使朝觐管理陷入了一种更为分散的状态。
沙特政府对朝觐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制度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方面。制度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组织机构上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具有本国特色的朝觐管理组织机构，其中沙特政府管理朝觐活动的专门机构是朝觐部，负责朝觐活动的全面管理；政府其他部门也参与朝觐活动相关的某一方面事务，在朝觐期间都比平时配有更充足的专业人员，以满足朝觐活动的需要。二是确保朝觐活动“纯宗教化”，不允许朝觐者在朝觐期间进行任何政治活动。明令禁止朝觐者携带任何形式的政治性图片、书籍或出版物以及其他禁止入境的物品，禁止他们参加任何政治性集会、游行或呼喊口号，违者将根据沙特现行制度进行处罚，其中包括驱逐出境。在长期管理朝觐活动的过程中，沙特政府和麦加市政府对朝觐活动的管理在实践中得以逐步完善。
（二）朝觐者的来源分析
1921～1924年，前往沙特的朝觐人数呈不断递增趋势。以海路朝觐估算（主要是吉达港），1921年抵达人数为57,255人，1924年峰值达75,221人。此后，纳季德与希贾兹之间战事加剧，1925年朝觐时麦加虽已被沙特控制，但吉达仍在希贾兹国王控制之下，当年大约只有2,352名朝觐者抵港。1926年朝觐是沙特完全合并希贾兹以后的首次朝觐，当年有55,725名朝觐者抵港。自1927年开始，沙特采取了温和的朝觐政策，抵港人数飙升至132,109人，1928年受“伊赫万”叛乱影响而下降为100,767人，1929年为88,538人，1930年为84,821人。
1931～1933年，海路朝觐者与1930年（84,821人）相比呈断崖式下跌，1931年为39,346人，1932年为29,065人，1933年为20,705人。英帝国朝觐者人数与之前相比也呈锐减态势，已从1930年的近3.6万人跌至1933年的不足万人。
从1934～1943年，海路朝觐者抵港人数分别是25,291人（1934年）、33,898人（1935年）、32,423人（1936年）、49,957人（1937年）、63,788人（1938年）、57,602（1939年）、32,152人（1940年）、9,664人（1941年）、23,863人（1942年）和20,909人（1943年）。
随着二战结束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前殖民地国家的穆斯林逐渐成为外来朝觐人员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尼日利亚为例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朝觐者的开销以及费用构成情况。1961年，尼日利亚陆路朝觐费用是18英镑17先令6便士，空路朝觐费用则相对较高：迈杜古里—吉达—迈杜古里为130英镑，卡诺—吉达—卡诺为130英镑，拉各斯—吉达—拉各斯为149英镑16先令4便士，这些费用包括沙特人头税（head tax）、所得税（income tax）和朝觐向导费（mutawwifs’ fee）。1967年，卡诺朝觐航线收费为132英镑12先令，这些费用的构成参考下表。
1967年尼日利亚有7,000名朝觐者，每人付给沙特的特许权使用费（royal ties）和朝觐向导费分别是3英镑10先令和7英镑10先令。因此，当年尼日利亚付给沙特的特许权使用费为2.45万英镑，朝觐向导费为4.9万英镑，合计为7.35万英镑。
（三）朝觐经济的作用与影响
朝觐经济在沙特经济尤其是麦加地方经济中扮演着独特而关键的角色。1952年以前，朝觐税是最为直接的朝觐经济来源，而这与朝觐人数息息相关。自沙特王室1924年攻占麦加到1952年废除朝觐税之前，朝觐者主要来自英帝国，英帝国朝觐人数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沙特朝觐税的收入。1930年至1939年上半年沙特出口石油油轮首次出港之间的数年间，尽管有美国在石油经济上给沙特的预付款，但朝觐经济依然是沙特最为主要的自主性经济来源，沙特甚至在“大萧条”期间提高朝觐税以求度过难关。此后二战的爆发使朝觐经济与新兴的石油经济都陷入巨大的困境，石油出口较为困难，朝觐者也主要来自沙特周边地区以及印度次大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东南亚由于被日军占领，马来、荷属东印度等地的朝觐者数量锐减甚至停止。二战结束之前，石油经济虽无法取代朝觐经济成为沙特的主要经济来源，但其潜能已经开始显现。
二战结束前，沙特经济凋敝，各项产业均十分落后，朝觐经济因“大萧条”与战争冲击而受到极大影响，朝觐业并未能促进沙特相关产业的发展。在航空时代到来前，传统朝觐的主体是农民与部落牧民，很难纳入到沙特朝觐经济之中进行统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朝觐业整体上仍然表现出浓烈的基于信仰的跨国宗教运动的特质，并未出现消费主义的倾向。二战后美国主导的欧洲重建刺激了沙特石油工业发展与石油产能的提升，巨额的石油美元收入使沙特不再需要将朝觐经济视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1952年废除朝觐税已是水到渠成，这也说明石油经济已经取代朝觐经济成为沙特经济的支柱并一直延续迄今。
二战结束以后，中东地区陷入整体性动荡与冲突之中，朝觐业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但这已无关沙特经济发展的大局。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向经济领域的扩散，经济民族主义也席卷沙特，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沙特逐步收回了石油主权，但仍然与美国保持着政治与经济上的特殊关系。沙特政府在将石油作为外交武器的同时，也开始考虑经济多元化战略，以图为后石油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曾作为前石油时代沙特经济支柱的朝觐经济再次受到重视，朝觐经济进入了“2.0时代”。其具体表现是：与朝觐业相关的国营与私营部门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吉达与麦地那机场不断扩建，朝觐轻轨落地与朝觐高铁也即将竣工，各种豪华酒店不断出现，各种下游产业如手工业、餐饮业、农牧业、服务业蓬勃发展，政府也在不断扩建麦加大清真寺、增加医院和引进先进医疗设备、提升通讯质量、扩充安保队伍等。朝觐经济分散于各行各业之中，因朝觐税早已取消，因此难以有准确的数据予以统计。但石油经济仍然是沙特经济的支柱，石油美元为包括朝觐经济在内的非石油产业的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近年来，与朝觐有关的商业已成为沙特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门，其从业人员数量为石油业的4倍。2002年，旅游业成为沙特国家资产负债表上的一项净正（net positive）产业。2007年前往麦加的宗教旅游者数量已达到900万人，当年净旅游业（net tourism）为沙特创造了600亿美元的收益。沙特旅游业已创造了73.8万个工作岗位，占沙特全国就业岗位数的8.6%。
伊斯兰教朝觐活动皆以麦加为目标，在穆斯林的世界观里，麦加乃世界的中心。在当代，沙特围绕朝觐圣地积极构建以其为核心的伊斯兰国际体系。朝觐对沙特构建伊斯兰国际体系具有重大意义。20世纪70年代埃以媾和意味着纳赛尔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彻底失败，极度西方化的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建立神权共和国意味着伊斯兰原则对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修正。伊朗以霍梅尼主义为核心思想向全世界“输出革命”，意图建立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共同体，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组织都深受其影响；沙特则基于反纳赛尔主义和反霍梅尼主义的原则，以伊斯兰会议组织为主要框架试图打造国际伊斯兰阵营；而冷战结束后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全世界构建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网络。以上三者共同构成了伊斯兰国际体系，这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和不干涉原则，强调主权属于真主的真主主权论。沙特希望凭借坐拥两大圣地的优势在伊斯兰国际体系中占据领导地位，因为“千余年来，朝觐圣地的制度对于团结全世界的穆斯林起了重大的作用，对于联系各种不同的教派发挥了最有效的纽带作用”。
三、沙特朝觐经济的发展前景
随着石油经济局限性的逐渐凸显，朝觐经济对沙特政府的重要性再次呈上升趋势。尽管具有极高战略价值的石油在纷繁复杂的中东国际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石油经济的“一枝独大”使沙特经济结构畸形生长。同时，石油经济的“资源诅咒”特征极为明显，沙特的国家经济能力甚至不如一些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资源禀赋较好的区域发展之所以会远远落后于资源禀赋较差的区域，就是因为在发展的初期，其过度依赖一种生产要素即自然资源，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最后，国际油价受到大国操控，甚至出现产量越高收益越低的局面；而新能源技术与页岩革命的兴起也对沙特的石油经济构成了新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以来，沙特在获取巨额石油美元的同时，也在为后石油时代的经济发展进行准备，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朝觐业。与作为不可再生能源的石油资源相比，朝觐经济因为全球穆斯林人数的不断增长而欣欣向荣，沙特通过多种手段提升其朝觐接待能力，既不断提升可接待的朝觐者人数，同时对准那些更具消费能力的朝觐者，以谋求朝觐经济利润的最大化。英国《卫报》2010年的一篇文章指出，当年约有250万人参加了朝觐，而朝觐者与前往麦加和麦地那的游客人数的总和将从目前的1,200万人上升至2025年的1,700万人。与沙特朝觐管理有着极大关联且不断增长的官僚主义进一步增加了朝觐的开销，主要包括代理人与中间人的收费。英国伊斯兰教协会的阿杰马勒·马索尔（Ajmal Masroor）感慨地说：“四年前我参加了朝觐，我只支付了1,400英镑，那是负担得起的，或勉勉强强的。如今你们谈论着4,000或5,000英镑，这对中产阶级和中等收入家庭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总之，“贫困穆斯林指出，假如不断上涨的朝觐价格将其排除在他们的圣地之外的话，平等的精神会被削弱”。
此外，还有各种批评不断指向麦加的城市建设，认为沙特不断摧毁旧的宗教遗迹且不断改变该城的地貌。英国伊斯兰遗产研究基金会的艾尔凡·艾阿拉维（Irfan Al-Alawi）指出，“麦加正在变成麦哈顿（Mecca-hattan）”，“一切都被清除以便为奢华酒店的不断推进让路，这正在摧毁麦加的神圣性且将普通朝觐者拒之门外”。他认为一些瓦哈比派将麦加的历史遗迹视为鼓励有罪的偶像崇拜而大肆摧毁，如圣妻赫蒂彻的住所被推倒并在原址建成公共厕所，第一任正统哈里发艾布·伯克尔的住所原址上如今盖起了希尔顿酒店，艾布·伯克尔孙子的住所原址上是国王的宫殿。在他看来最为严重的是麦加大清真寺正在进行耗资400亿美元的扩建，其朝觐者容纳量将从当前的300万人增至2040年的近700万人，这会导致大部分在该寺礼拜的朝觐者根本看不见克尔白（天房），“它看起来像一个机场航站楼，人们发现他们在向错误的方向礼拜，因为他们全然不知哪条路通向清真寺。这已经成为一场闹剧”。2015年朝觐即将开始前，麦加大清真寺施工现场吊臂车倒塌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引发了伊斯兰世界对于麦加城市安全的诸多质疑。
此外，沙特还加强了麦加、麦地那、吉达的交通设施建设。其中包括耗资24亿美元把麦地那机场的年客流量从300万提升至1,200万人；把吉达阿布杜·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年客流量从3,000万到2012年提升至8,000万人。连贯麦加诸多朝觐地点的朝觐轻轨也已完工并投入使用，连通麦加与麦地那的朝觐高铁也即将完工，这将极大提升圣城的朝觐者运载能力。与麦加城内的大兴土木相比，“大众运输与基础设施的兴起，以及它们所提供的廉价服务，确实在更大范围内运送朝觐者方面发挥了作用，并且它们确实带来这一过程中不断增长的民主化”。此外，为提升完成具体朝觐仪式的便利性，如在萨法与麦尔卧两山之间奔走七次的赛尔伊仪式（sa’i），不仅天气炎热而且单程便有3.5公里，沙特政府为此建设了空调通道，这减少了朝觐者的危险并提升了他们完成朝觐的效率。
1970年8月16日，沙特发布了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其中对过去10年沙特的石油经济以及朝觐经济进行了总结。该计划指出，“过去10年沙特的经济纪录是令人羡慕的……对石油的依赖是源于石油充裕之优势的对立面”。数据显示，20世纪60年代石油经济已占沙特GDP的一半以上。
该计划围绕朝觐的情况指出，1969年外国朝觐者有40万人，估计沙特本国朝觐者约有60万至90万人。朝觐业既包括私营部门提供的服务，也包括许多政府部门的工作。大量人口在极短时间内流入沙特西部地区，这对沙特政府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涉及朝觐部、内务部、卫生部、交通部、外交部、国防与航空部以及其他机构。与朝觐相关的计划包括“更加高效地运送、留宿和供食给朝觐者，并且提供任何类型的更好服务，如医疗保健”。
2016年4月，沙特发布《2030年愿景》，开宗明义指出，“本国愿景的第一大支柱是作为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核心国家的重要地位。我们意识到，真主赐予我们的这片土地是一份比石油还珍贵的礼物。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两大圣寺的所在地，两大圣寺是世上最为神圣的地方，也是克尔白（朝向）的所在之地，亿万穆斯林祈祷礼拜的地方。”就朝觐业而言，《愿景》指出，“对于所有穆斯林而言，沙特阿拉伯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且早已成为热情好客的代名词。也正因为如此，沙特阿拉伯在朝觐者与各地信徒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我们有幸为两大圣寺、朝觐者以及所有前来圣地的游客服务。过去十年间，前来本国朝觐的外国游客人数是原来的三倍，达到800万人。这是一项神圣的职责，要求我们不遗余力地满足朝觐者的需求，好好招待穆斯林兄弟姐妹，以完成我们的使命”。2015年外来朝觐者达800万人，预计2020年将达1,500万人，2030年的目标是将朝觐者的年接待量从目前的800万增至3,000万人。
在此背景下，沙特还将优化签证申请流程，进一步将电子化服务融入朝觐者的旅程，国营与私营部门将合力为朝觐者改善膳宿并开发新型服务。当然，沙特在不断扩大朝觐者接待能力的同时也期望将更多的机会留给首次朝觐的穆斯林。沙特宣布从2016年10月2日起向非首次朝觐者征收2,000里亚尔的税，该税种早在1946年便曾酝酿征收。而印度的逊尼派巴勒维派神职人员在1946年便发布法特瓦表示反对，如今更是无法接受。孟买拉扎学院主席毛腊拉·赛义德·努里（Maulana Syed Noori）指出，“逊尼派巴勒维派神职人员将会强调周五的清真寺聚会，以告知人们此事以及该税从沙里亚的角度来说是错误的。我们将前往世界各地的沙特使馆去抗议这项即将对朝觐者征收的税，并将颁布更多的法特瓦”。
随着经济全球化、伊斯兰教的全球传播、穆斯林向伊斯兰世界以外的流动、全球穆斯林人口的急速增长以及全球交通互联互通的飞速发展，前往麦加朝觐的全球朝觐者的人数激增，从沙特王室统治麦加之初的每年数万人一跃为近年最高约300万人，再加上不限制日期的全年性的副朝觐人数，都使得欣欣向荣的朝觐经济越发成为沙特经济转型中不可取代的重要领域，为沙特迈向后石油经济时代赋予了更大的战略意义。如果说石油经济是“夕阳产业”的话，那么朝觐经济则是“朝阳产业”。朝觐经济和石油经济先后在沙特经济中扮演过“一枝独大”的角色，在未来的沙特经济发展中，石油经济与朝觐经济互相补充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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